人工智能赋能“大思政课”的思考

作者：陈伟民

来源：《中国德育》2022年第22期

摘 要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为“大思政课”教学方法的优化、教学场域的延展以及教学生态的重塑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和智力支持，但也随之出现传统教育秩序遭遇消解、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融合失调、技术异化引发治理难题等诸多问题。将人工智能与“大思政课”进行深度融合，应从打造智能化综合数据库、搭建一体化智慧教育平台、彰显思政育人内在向度、构筑多主体协同模式等方面着手，发挥“大思政课”育人功效，推动思政课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大思政课”；人工智能；价值意蕴；问题审视；实践路向 作者简介 陈伟民，福州大学后勤党委书记，副研究员

随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人类生产、生活和学习发生了深刻变革，思想政治教育也呈现出变革之势。2019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提出“推动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在思政课教学中的应用”[1]；2022年7月，教育部等十部门印发《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强调“把‘大思政课’摆在教育信息化的突出位置，加强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思政教育资源建设”[2]。相关政策的出台，为人工智能赋能“大思政课”提供了方向指引。新时代，推进人工智能与“大思政课”的深度融合，既是提高思政课育人厚度、育人精度和育人效度的有效途径[3]，也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人工智能为“大思政课”建设带来了新机遇，同时也引发了新问题、新挑战，这对“大思政课”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我们要积极发挥人工智能对“大思政课”建设的“技术红利”，主动迎接挑战，为思政课提质增效，推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现。

一、人工智能赋能“大思政课”的价值意蕴

人工智能的迭代、更新与广泛应用为“大思政课”教学方法的优化、教学场域的延展以及教学生态的重塑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和智力支持。 （一）智能革新：创新“大思政课”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是实现思政课教与学相统一的桥梁与纽带。人工智能促进 “大思政课”课前、课中和课后各环节发生变革，有助于将传统“由点到面”的“大水漫灌式”教育转变为“点对点”的“精准滴灌式”教育，实現教学方法的智能化转型升级。就课前准备而言，传统思政教育模式下，教育者要将思政元素与知识传授进行深度融合并非易事，而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教师群体可以快

速搜索到与课堂内容高度契合的思政素材、思政元素、思政案例等，促进各专业、各年级进行数字化教学；就课堂实践而言，传统思政课堂容易陷入千篇一律、照本宣科式的教学模式，学生参与度不高，沉浸式体验感不强，而人工智能的虚拟仿真技术可以将思政教育教学内容云端化、虚拟化和仿真化，赋予思政课新的生命力；就课后反馈而言，人工智能有助于对教师群体进行智能化评估，促进其教学方式方法的改进与提升，也能够对教育对象的学习状况进行大数据分析，实现“群体画像”与“精准画像”，帮助教育者有的放矢地传导教育内容，提高“大思政课”的育人精度与效度。

（二）智能变迁：转换“大思政课”教学场域

人工智能不仅是当前“大思政课”建设的新背景，也是促进教学场域发生智能变迁的新工具。传统思政教育场域是由简单物理环境组建成客观时空，具有即时性，教育行为难以被影像化储存、复制与重构。人工智能的应用打破了传统教育活动的时空局限。从时间维度上看，无论是思政精品课程还是网络化思政素材都可以凭借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复制与重构，同时，教学对象可以利用云平台在非课堂时间甚至是碎片化时间接受思政教育，“教”与“学”不再受时间约束。从空间维度上看，人工智能将促进教育场域由“真实环境”向“虚拟环境+真实环境”转换，形成了贯穿于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的全新场域，教育环境呈现出“智能化场景”[4]。总体而言，人工智能使得传统思政教育的物理空间教学场域向虚拟的、动态的、网络化的教学场域转换，育人力量不再囿于教师，育人时空不再限于课堂，有助于促进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纵横联动育人新格局的形成。

（三）智能重构：催生“大思政课”教育新生态

教育生态是教育主体与外部环境之间关系和运动规律的总和，实现教育生态化的关键在于激发学生参与的主动性，唤醒学生个体的能动性，打破教与学二者之间的静态关系。传统教育教学体系中，教育者因掌握知识经验位居先位性和权威性，受教育者往往慑服于课堂组织系统的分工，位居发展的后位性和受动性。事实上，这种由单向的思想灌输为主而产生的非平衡性、非对等性问题在以往思政教育生态系统中普遍存在。人工智能赋能“大思政课”教育生态系统的重构，关键在于通过教育理念和教育观念的转变，触动教学组织模式逐渐从科层结构向弹性组织翻转，通过“人—机—环境”的交互设计，打破传统“教师中心论”和“学生附属论”的关系，最大限度激发教育参与者的能动性，提升教师的教育效能，重构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借助人工智能平台，师生在教学过程中能够通过平等交流、相互合作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思政教育生态系统的主体要素、客体要素以及机制要素的相互协同与演进，从而促进一个开放、平等、尊重个性的“大思政课”教育生态图景的构建。 二、人工智能赋能“大思政课”的问题审视

作为“可用之器”，人工智能为“大思政课”注入新动力的同时，也衍生出一系列问题。这警示我们应谨慎审视人工智能的工具性与思政教育的价值性之间的融贯问题，注重将技术运行逻辑与思政教育规律进行有机融合。

（一）伦理困境：人工智能消解传统教育秩序

传统伦理主要是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交互关系，而人工智能背景下的伦理价值既承继了现实社会的常规伦理关系，同时又因介入了虚拟的智能化机器，其伦理价值拓展到人、机、社会三重主体之间，容易引发伦理风险。[5]从师生主体角度来看，人工智能带来的最大伦理威胁莫过于个体身份危机。由于教师与学生群体长时间沉浸于网络世界，双方将逐渐习惯于充当符号化的角色，学生可能逐渐丧失本我的创新能力，特别是对于自制力尚缺乏的低年级学生群体的负面影响更甚，教师主体的中心任务也逐渐被技术理性所替代，从而忽视其个人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提升。从师生互动关系来看，人工智能使得传统的“人—人”交互模式转变为“人—机—人”的沟通模式，“主体获得感” “教师权威”也被转交给机器，这就弱化甚至解除了教育者的权威性，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演变成数据与算法的理性碰撞而丧失其真实性，从而进一步消弭了师生之间情感的双向互动。从社会角度来看，个性化信息推荐有利于将用户从海量信息中解放出来，但也很容易使用户陷入由算法所搭建的“信息茧房”之中，引发群体极化和“网络巴尔干”效应，最终使得青少年群体出现盲从甚至接受错误的思政教育观。 （二）工具有限性：人工智能与“大思政课”有待深度耦合

人工智能与“大思政课”相结合是集互联网、计算机、心理学、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知识于一体的思政教育新模式，在教育实践过程中，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工具理性的天然属性，其“效用”与“规则”与思政教育之间深入而高效的融合尚存困难。[6]一是数据算法与思政议题转译间仍存在一定阻隔。当前算法的精准筛选与当代学生个性化阅览习惯能够相吻合，但经过算法碎片化制作、过滤传递的思政资源容易造成其内容的零乱芜杂，损坏语句意义的完整性，导致原本被赋予明确意义的思政教育内容在经机器和算法处理与整合后失去其本真含义，从而无论对教育者还是教育对象获得精准的、即时的思政资源都是极其不利的。二是人工智能强大的信息系统催生了诸多课程思政APP，每个思政学习者都能在这些平台上共享来自世界各地的学习资源，但目前大部分APP平台只是将各项学习资源进行简单“搭建”或者“叠加”，对内容的深度加工、处理与归纳尚显不足，在实践应用过程中，不仅增加了教育者和学习者的时间成本和精力，对不同层次、不同专业思政课的协同发展也是不利的。 （三）技术异化：人工智能引发意识形态潜在风险

随着人工智能广泛运用于教育场域，个体往往过于依赖或者崇拜现代科技带来的“技术红利”，对人工智能过于“智化”甚至“神化”，容易陷入“技术狂欢”，从而产生“技术依赖”，将个体的主体尊严、精神需求、价值追求淹没于人工智能的“技术附魅”之中，从而消解了思政教育所蘊含的人文精神与意义世界。[7]同时，作为一种技术工具，人工智能容易遭遇隐私泄露、黑

客入侵等风险，从而引发治理难题，致使意识形态阵地遭受安全隐患。一方面，借助于大数据提供的智能算法，教育者可以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动态监控，教育对象的家庭信息、学习习惯、行踪位置等个人隐私信息将被完全暴露于教育平台，由于当前人工智能的应用还缺乏相关立法，容易导致技术和算法的滥用，致使教育对象的个人隐私陷入被泄露的风险之地；另一方面，人工智能视域下的思政教育将信息的生产、传播与接受过程全部纳入了云端、数据库等，一旦被不法分子窃取，攻击思政教育素材、政策或者破坏思政教育信息系统，将使得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意识受到歪曲，甚至也会对教师群体造成错误引导，影响意识形态阵地安全。 三、人工智能赋能“大思政课”的实践路向

人工智能赋能“大思政课”创新发展，需要遵循“器以载道”的价值取向，方能实现“学以成人”的目标旨归。就实践理路而言，可通过打造智能化综合数据库，搭建一体化智慧教育平台，激发育人内在成长向度，构筑多主体融通模式，来推动“大思政课”高质量发展。 （一）内容为王：打造智能化“大思政课”综合数据库

丰富的教学内容、完备的思政资源以及严谨的课程设计是办好涵养家国情怀“大思政课”的前提条件，但在大数据爆炸式增长与人工智能技术有限性的双重影响下，资讯失真、信息失序、数据失范频频发生，因而有必要构建一个智能化“大思政课”综合数据资源库，为全方位开展思政育人工作提供支撑条件。首先，从数据库构成来看，应包括思政理论数据库、思政课程数据库、课程思政数据库、时事要闻数据库、学生思想动态数据库等多项子数据库。其次，从数据库系统集成来看，该综合数据库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思政元素堆砌系统，而是集精品课程、名师讲堂、教学案例、教案讲稿等多元思政资源，集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维思政呈现方式，集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MR（混合现实）等多场域思政实践模式的综合集成系统。最后，从数据库功能模块来看，应建立和开发思政资源采集、批量清洗、深度挖掘、精心遴选等多功能模块，以此促进大中小幼等不同学段，知识层、实施层及能力层等不同层级，课堂、实践与网络等不同教学场域的“大思政课”内容的有效衔接与智能匹配，真正实现思政教育精准化、分众式及全场域覆盖。

（二）技术为用：搭建一体化“大思政课”智慧教育平台

搭建一体化“大思政课”智慧教育平台是畅通思政资源有效融入专业课程的重要载体，也是加强多方主体、多种资源、多条途径协同育人的重要手段。首先，从平台搭建来看，应强化平台的“大”属性与一体化特征。可借鉴国务院疫情防控健康码平台的设计思路，对当前“思政课教学资源库”“云上大思政课”“同上一堂思政大课”“全国高校思政课教师网络集体备课平台”等进行一体化整合，构筑和开发一个统一的“大思政课”智慧教育平台，促进不同层次、不同年段、不同学科思政理论教学与实训教学，提升“大思政课”的育人合力。其次，从功能模块来看，应在平台设计中开发出智能互动、智能伴学、智能诊断等智慧教育功能模块，以及虚拟仿真、人机交互、深度学习等自主学习和灵活学习模块。通过共享平台的多功能协同，一方面，引导学

生沉浸到思政教育的虚拟场景之中，打造具象化体验，强化其情感和价值认同；另一方面，引导鼓励教师以虚拟教学空间协同物理空间场域，促进教师群体和学生群体在网络平台上平等交流，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同时，还应打破教师的身份隔阂，促进不同年级、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同地点的教师群体分享“大思政课”授课经验和教学改革心得体会，从而实现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贯通与协同发展。最后，各系统、各功能模块应相互协同，特别是与门户网站、主题APP、微信、微博、抖音等新媒体兼容融合，营造大中小学一体化的“大思政课”网络生态圈，更好地服务学生成长成才。

（三）器以惠人：彰显“大思政课”育人的内在向度

人工智能与“大思政课”融合过程中显现出的伦理风险既是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也是技术手段与思政教育二者本末倒置的表现。人工智能赋能“大思政课”并不是不分主次、不分年级、不分学科地将二者简单叠加，更不是由机器代替人进行机械式说教。在人工智能赋能“大思政课”创新发展的过程中，应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思政教育的主导地位，坚守铸魂育人的根本任务，让人工智能技术服务于“现实的人”，而不是反客为主，使“现实的人”受控于“机器人”。具体而言，一方面，坚持以道御术、以情化人的原则，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机嵌入智能算法的逻辑体系之中，纠偏人工智能技术的工具理性和资本理性倾向，同时，加强大中小学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的情感联动，提高人工智能赋能“大思政课”的情感温度、理论深度和实践力度。另一方面，坚持育人为本、技术为用的理念，在“人—机—环境”三者协同耦合过程中，激发出教育主体的内生动力，引导学生和教师群体形成正确的自我认知图谱与科学的技术运用思维，使个体由“数码人”向“载道人”转变 [8] ，既要发挥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大中小学学生群体成长成才的正向引领效应，也要发挥“道不远人”的思政育人功效。

（二）工具有限性：人工智能与“大思政课”有待深度耦合

人工智能与“大思政课”相结合是集互联网、计算机、心理学、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知识于一体的思政教育新模式，在教育实践过程中，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工具理性的天然属性，其“效用”与“规则”与思政教育之间深入而高效的融合尚存困难。[6]一是数据算法与思政议题转译间仍存在一定阻隔。当前算法的精准筛选与当代学生个性化阅览习惯能够相吻合，但经过算法碎片化制作、过滤传递的思政资源容易造成其内容的零乱芜杂，损坏语句意义的完整性，导致原本被赋予明确意义的思政教育内容在经机器和算法处理与整合后失去其本真含义，从而无论对教育者还是教育对象获得精准的、即时的思政资源都是极其不利的。二是人工智能强大的信息系统催生了诸多课程思政APP，每个思政学习者都能在这些平台上共享来自世界各地的学习资源，但目前大部分APP平台只是将各项学习资源进行简单“搭建”或者“叠加”，对内容的深度加工、处理与归纳尚显不足，在实践应用过程中，不仅增加了教育者和学习者的时间成本和精力，对不同层次、不同专业思政课的协同发展也是不利的。 （三）技术异化：人工智能引发意识形态潜在风险

随着人工智能广泛运用于教育场域，个体往往过于依赖或者崇拜现代科技带来的“技术红利”，对人工智能过于“智化”甚至“神化”，容易陷入“技术狂欢”，从而产生“技术依赖”，将个体的主体尊严、精神需求、价值追求淹没于人工智能的“技术附魅”之中，从而消解了思政教育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与意义世界。[7]同时，作为一种技术工具，人工智能容易遭遇隐私泄露、黑客入侵等风险，从而引发治理难题，致使意识形态阵地遭受安全隐患。一方面，借助于大数据提供的智能算法，教育者可以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动态监控，教育对象的家庭信息、学习习惯、行踪位置等个人隐私信息将被完全暴露于教育平台，由于当前人工智能的应用还缺乏相关立法，容易导致技术和算法的滥用，致使教育对象的个人隐私陷入被泄露的风险之地；另一方面，人工智能视域下的思政教育将信息的生产、传播与接受过程全部纳入了云端、数据库等，一旦被不法分子窃取，攻击思政教育素材、政策或者破坏思政教育信息系统，将使得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意识受到歪曲，甚至也会对教师群体造成错误引导，影响意识形态阵地安全。 三、人工智能赋能“大思政课”的实践路向

人工智能赋能“大思政课”创新发展，需要遵循“器以载道”的价值取向，方能实现“学以成人”的目标旨归。就实践理路而言，可通过打造智能化综合数据库，搭建一体化智慧教育平台，激发育人内在成长向度，构筑多主体融通模式，来推动“大思政课”高质量发展。 （一）内容为王：打造智能化“大思政课”综合数据库

丰富的教学内容、完备的思政资源以及严谨的课程设计是办好涵养家国情怀“大思政课”的前提条件，但在大数据爆炸式增长与人工智能技术有限性的双重影响下，资讯失真、信息失序、数据失范频频发生，因而有必要构建一个智能化“大思政课”综合数据资源库，为全方位开展思政育人工作提供支撑条件。首先，从数据库构成来看，应包括思政理论数据库、思政课程数据库、课程思政数据库、时事要闻数据库、学生思想動态数据库等多项子数据库。其次，从数据库系统集成来看，该综合数据库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思政元素堆砌系统，而是集精品课程、名师讲堂、教学案例、教案讲稿等多元思政资源，集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维思政呈现方式，集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MR（混合现实）等多场域思政实践模式的综合集成系统。最后，从数据库功能模块来看，应建立和开发思政资源采集、批量清洗、深度挖掘、精心遴选等多功能模块，以此促进大中小幼等不同学段，知识层、实施层及能力层等不同层级，课堂、实践与网络等不同教学场域的“大思政课”内容的有效衔接与智能匹配，真正实现思政教育精准化、分众式及全场域覆盖。

（二）技术为用：搭建一体化“大思政课”智慧教育平台

搭建一体化“大思政课”智慧教育平台是畅通思政资源有效融入专业课程的重要载体，也是加强多方主体、多种资源、多条途径协同育人的重要手段。首先，从平台搭建来看，应强化平台的“大”属性与一体化特征。可借鉴国务院疫情防控健康码平台的设计思路，对当前“思政课教学资源库”“云上大思政课”“同上一堂思政大课”“全国高校思政课教师网络集体备课平台”等进

行一体化整合，构筑和开发一个统一的“大思政课”智慧教育平台，促进不同层次、不同年段、不同学科思政理论教学与实训教学，提升“大思政课”的育人合力。其次，从功能模块来看，应在平台设计中开发出智能互动、智能伴学、智能诊断等智慧教育功能模块，以及虚拟仿真、人机交互、深度学习等自主学习和灵活学习模块。通过共享平台的多功能协同，一方面，引导学生沉浸到思政教育的虚拟场景之中，打造具象化体验，强化其情感和价值认同；另一方面，引导鼓励教师以虚拟教学空间协同物理空间场域，促进教师群体和学生群体在网络平台上平等交流，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同时，还应打破教师的身份隔阂，促进不同年级、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同地点的教师群体分享“大思政课”授课经验和教学改革心得体会，从而实现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贯通与协同发展。最后，各系统、各功能模块应相互协同，特别是与门户网站、主题APP、微信、微博、抖音等新媒体兼容融合，营造大中小学一体化的“大思政课”网络生态圈，更好地服务学生成长成才。

（三）器以惠人：彰显“大思政课”育人的内在向度

人工智能与“大思政课”融合过程中显现出的伦理风险既是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也是技术手段与思政教育二者本末倒置的表现。人工智能赋能“大思政课”并不是不分主次、不分年级、不分学科地将二者简单叠加，更不是由机器代替人进行机械式说教。在人工智能赋能“大思政课”创新发展的过程中，应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思政教育的主导地位，坚守铸魂育人的根本任务，让人工智能技术服务于“现实的人”，而不是反客为主，使“现实的人”受控于“机器人”。具体而言，一方面，坚持以道御术、以情化人的原则，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机嵌入智能算法的逻辑体系之中，纠偏人工智能技术的工具理性和资本理性倾向，同时，加强大中小学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的情感联动，提高人工智能赋能“大思政课”的情感温度、理论深度和实践力度。另一方面，坚持育人为本、技术为用的理念，在“人—机—环境”三者协同耦合过程中，激发出教育主体的内生动力，引导学生和教师群体形成正确的自我认知图谱与科学的技术运用思维，使个体由“数码人”向“载道人”转变 [8] ，既要发挥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大中小学学生群体成长成才的正向引领效应，也要发挥“道不远人”的思政育人功效。